1945 – 1949：戰後台灣局勢之形塑

　　1945年二月，美英蘇三巨頭在雅爾達針對二戰後國際情勢展開複雜的協商


與安排。在歐洲戰場方面，由於蘇軍在東線的挺進速度遠大於英美盟軍在西線


的挺進速度，蘇軍橫掃東歐並進窺中歐已是勢不可擋的既成事實，羅斯福與邱


吉爾除了承認東歐為蘇聯勢力範圍之外並不存在其他現實國際政治上可行的選


項；而在亞洲太平洋戰場方面，由於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跳島攻勢受到日軍


的頑強抵抗而死傷慘重，美方迫切希望人力物力龐大且較無輿論壓力的俄羅斯


壓路機投入對日作戰以緩解美軍壓力以及美國國內對於美軍傷亡數字不斷攀升


的巨大輿論壓力，美方因而接受史達林對於外蒙古獨立以及確保蘇聯在中國東


北利益方面的獅子大開口，並於同年5月間由美方轉知國府雅爾達會議對中國


東北的安排，國府迫於抗戰末期高度依賴美國軍經援助而不得不勉強接受並與


蘇聯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實質上，雅爾達會議確立了二戰結束後美蘇


盟國分道揚鑣展開意識型態集團對抗的冷戰格局與美蘇勢力範圍，十月革命建


政後即飽受西方國家孤立以及納粹侵略破壞的蘇聯此刻期待利用蘇軍對德日作


戰節節推進如秋風握落葉的大好機會在其東西兩線的國境周邊建立一系列的親


蘇社會主義衛星國以做為其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緩衝，而史達林對中國


東北的實際要求遠高於國府認知的中東路經營與旅順大連港租借，而是希望在


中國北方的東北、華北和內蒙古等地建立由親蘇的中共控制的分治衛星國以保


護蘇聯西伯利亞與中國之間廣大的國境線不受以中國北方尤其是東北為基地的


美方盟國勢力威脅。國府對二戰後美蘇集團對峙形勢的悄然升溫以及對蘇聯對


中國東北的真正戰略意圖缺乏認知，為日本投降後的中國情勢發展造成極為嚴


重的後果，也連帶地影響了日本投降後回歸中國的台灣的內外情勢。



　　由於戰後台灣回歸國府統治，戰後台灣的歷史發展也就與對國府政策與高


層心理狀態有著高度影響的中國近現代史脈絡習習相關，欲討論戰後台灣局勢


的形塑，也就不能不對國府以及中國近現史代的歷史脈絡有基本的理解。



　　1928年清黨後，由恐懼隨國共合作北伐的中共工農運動幹部在北伐軍前進


沿線發動激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的西山會議派的胡漢民與戴季陶等國民黨右派地


主紳商勢力擁立於南京另立黨中央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於五月間繼續展開北


伐，但由於國民黨內各派勢力包括撰寫孫中山遺囑的汪精衛與桂系的李宗仁等


各軍政派系和蔣中正的黃埔軍系勢力之間的摩擦開始浮上檯面，加上中國北方


各省長期由北洋軍閥各派勢力以及與其合作的地方軍紳階級嚴密控制，此外，


清黨使得蔣中正等國府軍政勢力與當時中國民間的工農運動之間發生衝突而失


去其對基層群眾乃至於北方軍閥中下層軍官與士兵的號召力，蔣中正對中國北


方的北伐只得大幅妥協而僅採取將西北軍馮玉祥、晉軍閻錫山以及東北軍張學


良等舊北洋軍系各派系勢力納入國民黨政治體系加以覊糜的方式完成表面的統


一，因而被時人批評是「軍事北伐、政治南伐」。



　　表面的統一卻缺乏共同的價值觀乃至於缺乏足以號召人民支持與凝聚向心


力的政綱與政策作為，北伐成功後的國府終究重蹈北洋軍閥各系爭權奪利混戰


不休的覆轍。北伐後以黃埔軍系和CC派黨政菁英為骨幹的蔣中正中央系統勢力


直接控制了江蘇、浙江等長江沿岸各省並掌握了國家的關稅收入因而得以在其


勢力範圍內利用一戰後歐洲各國生產力受戰爭破壞銳減的機會推動「黃金建國


十年」的廣泛現代化與工業化建設──只是，黃金建國十年的現代化與工業化建


設集中於國府蔣中正中央軍政系統控制的沿海地帶，使得抗戰初期日軍入侵與


破壞了上述沿海地帶後，撤退大西南的國府便立即喪失了與日軍長期抗衡所必


需的工業與軍備生產力而必須高度依賴蘇聯與美國的軍備援助──然而，蔣中正


既無力以軍事力量打敗國民黨內各軍系的勢力，更由於清黨後與地主紳商勢力


的緊密結合而無力透過土地改革等政策設法直接掌握原本由與舊北洋軍系勢力


合作的軍紳階級控制的北方等各省社會基層力量，蔣中正於是採取消極的差別


待遇政策來試圖削弱黃埔系以外各軍系勢力，像是不撥付中央政府預算更新非


黃埔系部隊裝備或者是坐視地方軍系勢力在其勢力範圍內與侵華日切的日軍作


戰而未加入積極支援像是坐視原屬西北軍系的宋哲元在古北口和喜峰口孤軍抗


日而終歸失敗，蔣中正中央系統試圖消耗地方軍系力量而最終消滅之的策略激


起各軍系勢力的集結反撲而爆發1929年的蔣桂戰爭、1930年的中原大戰、


1933年的閩變乃至於1936年6月間的兩廣事變等國府內部各軍系混戰，其中，


1933年閩變時的李濟琛與1936年兩廣事變時的李宗仁均以蔣中正只顧內戰而


消極抗日不作為做為號召，實則以共同抗日為藉口要求蔣中正停止整肅國民黨


內地方軍系勢力，蔣中正則以「攘外必先安內」為藉口，認為若欲集中全國力


量抗日則必須先掃平國民黨內各軍系以及中共紅軍等不受中央節制的軍政勢力，


而為了強化國家統一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以及優化國府中央軍系的裝備與訓練


，蔣中正自納粹德國引進法西斯主義強調服從領袖的民族主義思想以求在思想


上強化其領導權威，同時也引進了精良的德軍裝備和軍事教官以強化黃埔軍系


的裝備與訓練，此時也開始建制完全使用德軍鋼盔和火砲等裝備與德軍軍事教


範的德制師，蔣中正即預備以新裝備的德制師做為未來的抗日主力部隊。然而


，蔣中正既然無力以軍事手段徹底殲滅各軍系與中共勢力復又無法透過土地改


革等政策來掌握本受各軍系與中共勢力控制的基層社會與群眾以削弱各軍系勢


力，則其與各軍系與中共之間的反覆內戰實際上造成了中國北方各省的權力真


空狀態與防務空虛問題，給了日本軍部軍國主義強硬勢力全面侵略中國的可趁


之機，同時也大幅減少了抗戰時期中共在北方各省發展其組織力量時可能遭遇


的地方勢力阻抗。



　　1934年10月，國府發動百萬大軍對江西瑞金的中共中央蘇區展開第五次大


圍剿，中共無力抵抗而展開其所謂的「長征」，中共以「北上抗日」為號召而


選定陝北做為其轉進休整的目的地，實則因為陝北較接近蘇共控制的外蒙古且


較無裝備精良的中央軍系部隊，中共殘部於二萬五千里的漫長轉進途中受到國


府中央軍與各地方軍系的圍攻而損失慘重，最後於1936年10月間抵達陝北延安


。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後轉駐西安的東北軍部隊奉令剿共卻屢屢受挫而損失慘


重，而1936年11月間，晉軍將領傅作義發動綏遠抗日作戰以對抗日軍推動「內


蒙古自治」並建立親日傀儡政策的侵略意圖，張學良欲領亟欲與日軍一戰的東


北軍將士北上支援卻被蔣中正駁回。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領袖張學良與西


北軍楊虎城結合中共勢力發動西安事變，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名為「逼


蔣抗日」，實則以當時中國輿論界與學生運動均大力支持的抗日運動為藉口，


要求蔣中正停止削弱、殲滅非黃埔系的各軍系勢力。抗戰期間，國府中央軍政


系統與各地方軍系和中共之間的傾軋並未停止而仍時有磨擦，但因為抗日戰爭


乃是民族戰爭加以日軍侵略華北各省直接攻擊了北方各地方軍系與中共所控制


的地域，抗戰期間國府中央軍系與各軍系乃至中共間的磨擦衝突由明爭轉為暗


鬥，卻從未停歇。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由於日本乃是在美軍於長崎和廣島投


擲原子彈後突然宣布投降，國府主力部隊來不及展開規劃中的反攻作戰而仍聚


集在大西南甚至遙遠的滇緬戰場，中共因而得以依地利之便在華北快速擴張並


抽調大量黨政軍幹部集訓後投入搶占東北。國府在戰後的策略則一方面要與中


共爭奪地盤但另方面也要防範地方軍系勢力再起。



　　由於要防範地方軍系勢力再起，國府戰後接收淪陷區各省時大多派任與當


地缺乏在地地緣人脈關係的接收大員，像是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北平行營主


任李宗仁以及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和東北外交特派員蔣經國。對於在地實際情


勢與歷史脈絡缺乏理解的接收大員加上自重慶隨行的文武官員有如飢餓已久、


餓虎撲羊的土匪「劫收」行徑，不但無助於國府穩定局勢和安定民心以推展戰


後復原工作，甚至往往激起當地民眾的強烈反感乃至於不得不起義抗暴，而國


府又往往未能深刻檢討接收政策的諸多不當作為卻反而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視之


為中共煽動群眾所造成的暴動而採取強硬的血腥鎮壓行動，國府接收政策的嚴


重失誤使其在國共內戰爭奪抗戰勝利果實的鬥爭中快速地失去了民心支持，而


在台灣因此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更造成數十年難解的省籍對立與本省籍台灣民眾


對來自中國事物的本能反感情緒，至今仍對台灣內部的族群關係與兩岸間的和


緩對話產成巨大的陰影。



　　此外，為了持續削弱既有軍政派系，蔣中正在戰後即展開對各系軍頭的整


肅，西北軍領袖馮玉祥被外放駐俄大使形同冷凍，極為憤怒的馮玉祥在大白天


打著燈籠去向蔣中正辭行而稍後則死於赴俄船上，東北軍領袖張學良自西安事


變後被長期軟禁不得視事，其弟張學思於抗戰時憤而投向中共並於戰後參與中


共搶占東北的軍政行動而頗有作為，桂系李宗仁則於行憲後選舉副總統時受到


蔣中正支持的孫科阻撓並於就職時被擺了一道著軍裝出席，桂系白崇禧同樣被


剝奪軍事指揮的實權，粵系李濟琛則被排擠後避居香港賦閒。戰後蔣中正對非


黃埔系「雜牌軍」的整肅與差別待遇對國府剿共軍政產生極嚴重的後遺症，由


於蔣中正往往坐視非黃埔系部隊被共軍攻擊後趁勢加以縮編，國府軍隊在國共


內戰時作戰態度遠不如中共軍隊積極而往往視保存實力為第一要務，原西北軍


的張克俠（馮玉祥連襟）和何基灃於徐蚌會戰前夕憤而陣前起義投共使中共華


東野戰軍順利地在碾莊追上國府黃百韜第七兵團並切斷其退路，因而得以採取


「圍點打援」策略而打亂國府軍聚兵徐州後南撤蚌埠試圖「守江必固淮」以求


退保江南半壁的徐蚌會戰作戰計畫，最終殲滅了徐州集團軍這個國府最後的機


械化有生戰力；桂系白崇禧在以黃埔系部隊為主的徐州集團軍和黃維第十二兵


團雙雙被圍之時發出「亥敬電」和「亥全電」逼蔣下野而由李宗仁代理總統；


粵系李濟琛則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而倒向中共並參與中共建


政的新政協──1950年五月自海南島戰敗撤台的粵系部隊被取消番號打散整編，


表達反對的粵系將領險被判處軍法唯一死刑而後長期賦閒，甚至連粵籍黃埔系


抗日名將薛岳也自此投閒置散，除了蔣中正試圖整合撤台部隊以免重蹈國府大


陸時期軍政派系林立的覆轍外，蔣中正對粵系甚至粵籍將領的著意防範或許也


與李濟琛的民革北上投共不無關係；桂系李宗仁則在長年寓居美國後於1965年


返回中國，文革時周恩來以高級民主人士的名義保護李未受牽連；晉軍系的傅


作義被中共部隊逐步包圍在平津保三角地帶後因顧慮其他被調離原駐地的國府


地方軍系的下場均難善終，決定抗命率領華北剿總四十萬大軍向共軍投降而不


願依令轉調徐蚌戰場。國共內戰後期，蔣中正向地方軍系妥協而換下孫科改任


晉軍系閻錫山為行政院長，並將各地剿總司令和衛戌司令換上與地方關係密切


者像是改任晉軍系傅作義為華北剿總司令和改任桂系白崇禧為華中剿總司令，


但此時國府軍政經總崩潰已成定局而終究只能播遷台灣，做為美方的東亞冷戰


前哨而勉強維持偏安，卻又必須忍受美方擔心因國府反攻大陸使美方捲入大陸


戰場而不時「防蔣反攻」的各種動作。



　　由於要和中共爭奪地盤，國府調動遠在滇緬戰場的美械部隊──滇緬遠征軍


自熱帶叢林遠赴白山黑水間的寒帶東北接收，為了顯示中國做為戰勝國和戰後


大國的地位，滇緬遠征軍先搭乘美國軍艦在中南半島各地接受日軍投降後，直


到1945年十月間才由美國軍艦運輸自秦皇島登陸向東北進發──國府未能理解二


戰後美蘇冷戰的全球戰略格局以及蘇聯對於在東北等中國北方建立親蘇衛星國


的思考，使得蘇聯在國共內戰中轉而全面地支援中共。戰後因為中國人民對於


結束戰爭與建設國家的期待，國共展開重慶和談，中共在蘇聯支持下提議以交


還蘇北和湖北等華中地區的中共解放區交換北平等華北地區由中共受降，蔣中正


自認有實力統一全中國，因而不理會馬歇爾一旦發生內戰則抗戰時已極度衰退


凋弊的國府財政經濟將面臨全面崩盤並最終造成軍事崩潰的警告，拒不接受中


共的分治主張也不接受桂系李白先鞏固江南再向北方漸次徐圖進展的建議，執


意在華北與東北展開全面軍事接收，然而，當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在四平街會


戰擊潰林彪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蔣中正卻又顧慮蘇聯勢力而阻止杜聿明和孫


立人向北追擊向哈爾濱等北滿地區退卻的中共部隊，顯見其並非全然不知蘇聯


勢力對東北的意圖，而是錯估高估國府實力而誤以為有可能迫使史達林退讓。



　　國共和談陷入「關外大打、關內小打」的打打談談僵局時，國府內部對於


是否接受南北分治以及是否展開內戰的意見高度分歧，黃埔系將領陳誠等人力


主儘速武力剿共，，同樣力主武力剿共的CC派甚至透過其所控制的情治單位中


統局策動校場口事件以破壞國共重慶和談，蔣中正核心親信中僅蔣經國對武力


剿共態度較為保留國府最後決定武力剿共，於是馬歇爾調停無功返美，1946年


六月，國府調動三十萬大軍圍攻正由國共談判合法移轉駐地的湖北宣化店一帶


中共中原軍區部隊，共軍成功地以甚小的死傷完成「中原突圍」並藉機大肆宣


傳是國府先「開了第一槍」向已在談判移轉的共軍展開攻勢才造成國共兩黨走


向全面內戰。陳誠指揮國府七十萬大軍發動山東剿共戰事卻無重大進展，陳誠


於1947年八月轉任東北，卻被改編為東北野戰軍的中共部隊發動的東北冬季攻


勢擊潰重挫，時人譏諷「陳誠真能幹，火車南站通北站」，東北籍國代則憤怒


地高喊要求「槍斃陳誠，以謝國人」，此後中共接連發動東北春季攻勢與夏季


攻勢，國府軍在東北自此逐漸地被包圍在瀋陽、長春等少數孤立的大城市困守


，國府在國共內戰中開始轉趨劣勢。



　　1949年一月，以黃埔系為主的國府殘存機械化有生戰力在徐蚌戰場陷入重


圍，桂系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發出「亥敬電」和「亥全電」要求總統蔣中正下


野以利和談，蔣中正於是通電下野，但臨去秋波發布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


灣警備司令，積極部署以蔣中正為最高領袖的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撤退台灣


。陳誠於中共發動渡江戰役前夕發布台灣省戒嚴令，渡台黃埔系部隊開始控制


港口以嚴控渡台軍民身分，有鑑於中共在東北和華北各地推動土地改革爭取民


心支持的巨大煽動能量，陳誠也開始在台灣推動「三七五減租」等相對溫和的


土地改革政策以爭取台灣基層民眾支持國府，至今仍有不少本省籍台灣農民感


念陳誠，而土地改革也使得蘇新等中共省工委幹部難以在台灣運用土地改革議


題發動為數眾多的貧苦佃農和勞工階級展開社會主義革命，蘇新等人最後只能


在鹿窟山事件策動暴動失敗後潛返大陸。



　　1949年四月底，共軍集結二野、三野並四野之一部發動渡江戰役，總數不


足兩百萬而機械化戰力全失的國府各地中央軍與地方軍系殘部逐一被殲滅或者


投降，隨著同年十二月底川西決戰因黃埔系郭汝槐在宜賓陣前起義而失敗，國


府至此在大陸本土失去全部可用於反攻的戰略根據地。1950年一月總統蔣中正


在台北復行視事，同年三月蔣中正向渡台文武官員演講時痛陳「我們的中華民


國在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


自覺，豈不可痛！」，隨著同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使得美國杜魯門政府改變年初


國務卿艾奇遜「劃界演說」的對台態度並轉而協防台灣與軍援國府，國府於同


年七月展開改造運動開始改造國民黨的體質與意識型態，也為隨後的蔣經國實


質主政與最終接班拉開序幕。



　　由於在國共內戰中大批國府中央黃埔軍系與地方軍系將領戰敗投共或者陣


前起義甚至被發現是長期潛伏的中共地下黨員，國府播遷來台後，渡台軍民從


高層至基層瀰漫著恐共情緒，卻未能深刻反省是因為國府高層不能容人而使國


府中央軍系與地方軍系長年反覆惡鬥才導致許多地方軍系將領無心作戰而選擇


投降，以及是因為國府自清黨以後不論就爭取基層群眾支持其正當性的社會正


義議題或者是就領導全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民族大義議題均失去主導中國社會


進步的活力與價值認同才導致原本懷抱理想投入黃埔軍校的中央軍系將領選擇


支持中共，反而單純地認定是中共間諜工作與思想滲透能力可怕，因而在台灣


展開了可怖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大整肅，使得許多無辜的知識分子與一般民眾


在寧可錯殺一百的白色恐怖中僅因為閱讀書籍甚至接觸有異議思想人士就被視


為「共匪」而莫名其妙地成為被長年關押甚至被依莫須有的叛亂罪名殺害的政


治犯。



　　1965年，曾力主武力剿共的副總統陳誠於任內因病辭世，但其遺囑卻未提


及「反共」或者「反攻大陸」等符合當時國府當局政治正確要求的字眼，國府


高層猶豫良久才同意循例公布其遺囑。



　　1971年，自中共建政後便爭議不斷的兩岸中國代表權問題以令國府極度難


堪的方式得到最後解決，美國尼克森政府決定改採務實的對中政策以拉中抑蘇


，毛澤東則在發動文革的大動亂後開始意識到終究不可能關門鬧革命而透過周


恩來小心翼翼地展開對美接觸，由於國府自1949年年底播遷來台後即高度依賴


美方支持，台北方面在美方壓力下被迫放棄對親中共的阿爾巴尼亞提出的所謂


「排我納匪案」動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的否決權，只能在明知必定


慘敗的表決前一刻宣布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合國以保住國家最後的尊嚴，由於美


方在越戰慘敗後國際威望嚴重受損，亟需拉攏中共以及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以


平衡蘇聯勢力，而中共又向來主張絕不和蔣介石政權的代表一起開會，所謂「


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的聯合國席次安排是否真的曾經是一個具有可行


性的選項委實令人高度質疑。



　　2011年夏天，周恩來於1970年代下令開始編纂的《中華民國史》終於完


稿，其結尾為「中華民國亡於1949年」。據報載，大陸歷史學者原本的初稿並


無此一結尾，而是中共中央審閱初稿後下令加上，相當程度反映了中共對於中


華民國在台灣所代表的從未正式結束的內戰中遺留的另一個中國統治法統的存


在仍有芥蒂，尤其在中共因為大躍進與文革造成中國人民的苦痛而大幅失去其


統治正當性、尚在試圖透過經濟發展與現代化改革來重建其統治正當性的現在


，更是如此。